约翰伯杰：煽动者、博学者，还是具有农民经验的编年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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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约翰伯杰(JohnBerger)离开英国时，这并不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放弃一种生活方式而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伯格当时停止写作，我们所记得的就只是那位为《新政治家》撰稿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艺术评论家。左倾工党成员伯格本周撰写的文章大胆、热情、诚实，但又优雅简洁，是英国传播社会主义文化意识的最重要渠道之一。这场笔战以冷战十年为背景，在一代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印记，尽管后来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当然，伯格从未停止写作。搬到欧洲大陆后，他开始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他首先住在日内瓦，后来搬到上萨瓦省的乡村。他的主题涵盖自然、政治和艺术。他的工具是一支笔、一块画板和一辆摩托车。他创作的非小说类作品富有创意，无法归类小说、散文和民间故事。他还参与了电影、写真集、戏剧和广播的制作。伯格曾表示，他离开英国是为了逃避英国新闻业的束缚。他在2017年去世前就已经享有世界长老的地位。

英国媒体对伯格的新身份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也没有承认他所取得的成就的规模。半个世纪后，在他们看来，伯格仍然像他第一次离开祖国时一样随心所欲的煽动者。2017年，就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入主白宫、英国公民投离开欧盟几个月后，伯格于第二天去世。伯格的作品与当时的历史现实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系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一系列的讣告纪念了他，经常使用新闻陈词滥调——“有争议的”。讣告将伯格描述为一名文学评论家，其政治争议激怒了策展人和教授；一名小说家，嘲笑1972年布克委员会，并将一半金捐给黑豹党；以及一名贬低肯尼思克拉克爵士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看’。

媒体喜欢辩论，伯格也很乐意加入其中。据说，伯格是一位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为革命者，因此离开城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关于艺术的话语真令人感动。如今他已经90岁高龄去世，可以得到赞扬。当过去的争议退入历史的阁楼时，前战斗人员将因其至关重要（尽管不切实际）的理想而被铭记。这就像一个成功的人拍拍他以前的竞争对手的背并安慰他。过去看起来如此遥远，事实上，它被忽视的能量影响了那天早上的新闻。

《约翰伯杰的三生》，[美国]约书亚斯珀林着，李微禄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版

离开英格兰是伯格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约翰伯杰的《三生》则恰恰相反。过去存在于现在，过去的故事还活着。尤其是对于伯格这样的作家来说，历史的意义和希望的原则每年都鞭策着他前进，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潮至今仍在继续蔓延。这些作品超越了自身，是多重的、相互联系的、重叠的。追溯这些作品的轮廓，找出它们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方，无异于在半个世纪的风景中向各个方向航行。这些论点引人注目，但它们只是漫长旅程中的一个弯路。争议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题，包括历史题和个人题，而该报不准备解决这些题。

比如，伯格去世的房子是距离法国首都约10公里的一处宽敞明亮的郊区公寓。这套公寓属于苏联出生的作家——NelaBelsky。伯格很欣赏她，与她一起写剧本并翻译她的小说。几十年来，伯格一直穿梭于这个地方和东边几小时车程外的另一处住宅之间，那是一座瑞士农舍，周围环绕着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农田和谷仓。那是一座古老的农舍。在那里，伯格与另一个女人贝弗利班克罗夫特住在一起，他也爱着她。贝弗利是美国人，与伯格结婚数十年，是他第三个孩子的母亲。《约翰伯杰的三生》并没有像传统传记那样深入探讨个人领域，但很少有医疗询或家庭纠纷，也只是偶尔尝试探索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差距隐藏在伯格的生活安排之下的双重依恋象征着更深层次的东西。他的作品不仅仅具有挑衅性。他的作品也充满张力、多样性、节奏和激情。

伯杰曾谈到德国出生的剧作家彼得韦斯，韦斯的自传体小说“无意于揭示作者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隐藏的差异，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事件之间的联系”。约翰伯杰的《三生》也是出于同样的痴迷。出发点是相信小说可以具有政治性，就像评论可以具有想象力一样，建立历史视角可以将其重新聚焦于未来。伯格曾经说过“我们过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更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希望。”

因此，《约翰伯杰的三生》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试图更全面地描绘伯格的个人发展以及他在无数次创作转变中所经历的危险道路。另一方面，它探讨了伯格和一系列政治分水岭困扰一代人的更大题艺术的目的、创作自由的本质、承诺的意义以及现代性与希望之间的关系。这些题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当34岁的伯杰离开英国到《新政治家》任职时，他进入了一个超越亲密和经验界限的永恒联系开始脱离时间因果关系的行动领域。伯格声称他移居欧洲大陆是为了成为一名欧洲作家。但他最终成为人文主义左派的精神领袖。他成为良心的捍卫者和他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全声音之一。

什么是文学？你为什么写作？你为谁而写？德国坦克刚刚从法国撤退，萨特在他的《摩登时代》杂志上提出了这个著名的题尽管1945年的精神多年来以不同的方式传播，但引发这些题的想法和看法以及它们所投下的阴影，尽管曾短暂流行过，但对伯格来说却始终如一。或许正因如此，伯格或许是回上述题的向导。审视他的生活和工作，特别是他的作品，可以拓宽我们对现代作家的理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极端的政治压力、持续的文化战争和旷日持久的宗教斗争。多年来，这些题已不仅仅是题。

萨特自己的想法以及后来阿多诺的想法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不过，在伯格看来，有些选择是无法通过简单推理做出的。虔诚不仅仅是一个人可以随意采取的态度，例如手势或姿势。承诺远非是或否。承诺需要努力、决心、耐心和牺牲。需要时间才能体现出来。

离开英格兰是伯格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被遗忘的50年代”——人们曾经把它称为——，就像战争结束、漩涡般的60年代尚未到来时，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段插曲。用画家约翰布拉特比的话说，“被遗忘的五十年代”充满了“口粮卷的基调和情绪”和“战后悲伤和抑郁的普遍气氛”。这个历史时刻离我们的时代很近，但同时又很遥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五十年代出现了反对新自由的新禁忌，艺术和政治常常变得令人沮丧地密不可分，导致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各种矛盾和纠葛由此产生。一旦伯格离开了他的祖国，这些纠葛就成为了他非凡职业生涯的隐藏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他在外所做的一切都很难理解。

约翰伯格

战争期间和战后重建期间英国大后方的集体精神培育了伯格的文化信仰。

如果说离开英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么第二重要的决定就是16岁时离开学校去学习艺术。1926年的篝火之夜，伯格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像许多具有相同背景的英国男孩一样，鉴于伯格早年的学术天赋，他有一天会在牛津或剑桥学习，并像他父亲一样从事管理会计工作，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他的母亲米里亚姆为妇女选举权而奋斗，他的父亲斯坦利最初打算成为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1914年战争爆发，斯坦利入伍服役四年，在前线担任初级军官，并在战后帮助埋葬死者。但当他们组建家庭后，这对夫妇定居在斯托克纽因顿的中产阶级郊区。

米里亚姆成为了一名全职母亲，而斯坦利掌握了正统英国绅士所应有的礼仪，正如伯格后来形容他为“一个非常正直和尊严的人”。作为一名成本和运营会计师，他也是“各种骗子和强盗的代言人”。众所周知，斯坦利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尽管他保持沉默，但隐藏的创伤却给两个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格对父亲的痛苦表示同情，也对他的沉默感到恼火。当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时产生的困惑成为《约翰伯格的三生》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的灵感来源。——伯格在同一系列中的英国导师与他父亲的紧张关系，也许也在英国本身。这些关系是不舒服的，在感情和冲突之间交替。他后来在一首题为《自画像1914-1918》的诗中写道“我出生在死亡现场/被芥子气包裹/被困在防空洞里……我是一个适合英雄的世界。”

六岁时，伯格首先被送往吉尔福德郊外的寄宿学校，后来又被送往牛津郡的圣爱德华学校。在采访中，伯格对自己的童年保持沉默，只强调家庭的孤立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寄宿学校“极其野蛮”的文化。也许是为了适应寄宿学校的生活，他开始素描、绘画和写诗。如果正如他后来声称的那样，艺术注定要被用作武器，那么他最初转向艺术是为了自卫。通过想象力，意识得以扩展，通过重述经验，难以察觉的事物得以形成。

伯格还广泛阅读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经典著作，包括哈代、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海明威和克鲁泡特金。14岁时，他在无意中阅读了《自由报》出版的三本小册子后开始与赫伯特里德接触。赫伯特里德是一位诗人和评论家，伯格请他评论他的一些早期诗歌。里德的回应既批评又令人鼓舞。几个月以来，伯格一直将这些复放在口袋里。很久以后，两人在报纸的信件版面发生了冲突。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伯格在圣爱德华学校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只是他后来将其描述为“成为军官和酷刑者的法西斯训练”。1942年外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激励了我们。伯格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独立的滋味，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但他也尝到了危险。生活在战时城市，他断断续续地与同学住在提供膳食的小型家庭宿舍里。这位同学是一位年轻女子，伯格后来承认她是他的初恋情人。回顾1942年，他说“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到处都是爆炸，意味着那个时期每个人都处于生存的绝望状态，别无选择，只能面临极度的困难。”他回忆道。近视的严重后果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