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闫浩，天津大学闫浩睿

徐惟一马金华

2022年4月9日，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财税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粤港澳台区域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税研究院、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组主办。第四届“现代财税史青年学者论坛”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腾讯会议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金融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研究所、各编辑部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7组30篇，涵盖近代中国财税、近代中国财政与政府债务、近代财税人物、财税思想三大主题。

1.近代中国的财税

关于清朝财政、税收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清华大学助理研究员王嘎尔探讨了清代江南织造公共经费的由来以及政府与部委财权的纠葛。清初，江南三大织造公司以“官局织造”的形式恢复经营，长期缺乏合法资金。康熙时期，服装、纺织行业还负责盐务管理，由于织造、织布差事通常要花费两万多银子，因此加强盐务管制，赤字屡屡出现。雍宗、乾隆年间，织造公款由关税盐税盈余库依法分配，支出经内务部审核，有充足的资金可供部内提取。并成为王室财政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财力分流的过程部分反映了王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在关税、盐税等方面的交织以及实现财政分立的过程。考察江南织造公款的起源，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清朝中央财政制度设计的认识。

1896年，俄国在天津设立首都银行。

中山大学张家新博士回顾了现代海关局的建立历程，分析了其对中外贸易关系的影响。第二次***战争后，清政府重组关税，设立税务局管理对华对外贸易，挑战了五口通商之后以领事为中心的贸易管理秩序。然而，这种制度转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通过中外政府和企业力量在具体贸易管理题上的相互博弈逐步实现的。部级海关税务局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商人之间因“部级海关延伸”和“地方货物进出口规定”发生纠纷，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通过各方互动，国内和条约体系的拓展不断得到加强。

山东大学博士后徐存健研究了广西中期海防捐赠与支出之间的财权竞争现象。广西在位十年，为应对中法战争，清政府设立海防基金，处理海防事务，并筹备组建海军。海防市捐款开始时，没有与省长讨论，而是要求将省内准备的现有救灾捐款和内政部发起的定期捐款纳入海防市的收入和支出。海防捐赠不仅引起了省内各部委的不满，在山东省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广东两省的新增援款抢走了海防捐赠收入。这种情况反映出政府因公共事务增多而财力不足，又因无力恢复旧制度而难以恢复清初财政集权。

这次研讨会对民国财税的研究非常丰富，论文很多。

保山大学董世林分析了韩国时期云南财政状况“税收严重不足、赤字巨额、持续赤字38年”的“极其困难的困惑”的原因。由于政府预算税收收入规模较小，一些重要的收入项目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有的被打包隐藏，成为云南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因此，从预算角度看，维持云南财政稳定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预算内增收节支和预算外投资。

广州大学夏巨富详细介绍了民国时期广东省洋米税的征免流程。韩国时期，随着进口粮食持续增加，对洋大米征税引发诸多题，逐渐引起各界关注。南京政府实行海关自治运动后，官员和商人的海关自治意识逐渐增强，并于1929年开始了全国性的对洋米征税的运动，但遭到了当地米商的强烈反对。经过中央和地方官商的多次互动，广东洋米税于1933年正式开征。后来，1936年，由于广东省发生水灾，粮食短缺，广东省各界官员和商人聚集在一起，提出了以下要求对外国大米的免税引发了另一波外国大米征税浪潮。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公职人员、商人和民众之间的博弈。

重庆第二师范大学王世超研究了民国时期关于凭证税存废的争论。契税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各州视为杂税。韩国之后，凭证税的地位和重要性开始凸显，特别是国家收支标准划分后，凭证归属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继国税之后的地方第三大收入来源。土地税。还有营业税。但随着“不动产只有通过登记才能取得绝对法律效力”的法律的颁布，契税在法律理论上失去了证明产权的功能。由于人们怀疑该制度一再强加，许多人和学者呼吁废除该制度。但由于凭证税关系到财政收入，政府绝不会轻易废除，因此政府和民众之间就凭证税的存在与废除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陕西财经大学讲师严浩研究了日本酒税上调和明治政府的“富国强军”政策，为民国时期的财税题提供了比较视角。回顾日本酒税的发展历史，酒税始终伴随着日本酒业的发展而成长。酒税为日本的“富国强军”战略提供了重要财源，一度位居全国税收第一，酿酒业也因此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隶属于财务省和国家税务局的国立酿酒研究所，在日本清酒产业的现代化变革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财经大学的马金华全面总结了近代中国政府间行政财权分立的变化过程，即民国初中期按配额制分配不平衡和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清朝。清末配额制的破坏、北洋时代分权制下的分权混乱、南京国民政府分税制改革的多重调试、分税制的扩大、股份制的扩大包括财政权力的划分，以及中共根据地地区的收入和收入的统一，提出了支出控制下的“红色供应”战争融资，并提出了财政权力的划分。从标准、法律为标准、转移支付为手段、税种和社会参与的性质来看，近代中国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和改革思路如下。

中央财经大学徐惟一博士以1928年全国土地收支分类标准为起点，整理了土地税未能分配到地方和县级自治区的逻辑链条。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带来了基层政权的“转型”，而南京人大政府权力“转型”的原因就是军队建立的权力缺乏坚实的基层政权基础。点被指出。现任管理者任用的惩机制不完善，党政分立，进一步加剧了基层权力的不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只能无奈接受以地主为代表的现存社会秩序的领导者。和政府。资本家。

中央财经大学林园博士研究了全面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的划分与调整。抗战爆发后，国家集中财政权力，重组财政体制，实行国家财政和自治的双重管理体制，以应对行政权限和支出职责的急剧变化。载沅.战时政策和财政调整发展后地方财政的改善掩盖了军队和地方财政的枯竭和恶化趋势，省政府的紧缩政策掩盖了军队和地方权力的扩张。地方政府及其财力基础逐步完善，但财权和分权与行政权相比还不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日益加深。

中山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柯伟明解释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东以营业税改革为突破口，增加战时支出，缓解财政困难。最初建立的是战时营业税制度。与广东省改革相比，1942年中央接管并改革广东省营业税，提高了广东省营业税征收效率，不仅增加了营业税收入，还起到了支持战时财政的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林初教授认为，以往关于抗战时期土地税征收政策及效果的研究大多是正面的，土地制度、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都是为抗战胜利提供的。战争。日本战争。但要评价政策体系的优劣，需要从长远角度进行综合考虑，因此有必要额外分析战后土地税征收的实施目的和经济连锁反应。战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食品价格飙升。为了满足内战的需要，国民政府不顾各方反对，继续实行田税征收和借贷措施，并公开合并省级拨款。土地税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战后地方财税制度和农村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江西师范大学郭启斌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基层治理困境，重点关注江西省的缉私国家。1942年，国家财政部在太和设立江西省缉私厅，对日本侵略者实行经济封锁，并查处走私活动。江西省缉私厅最初由戴笠控制，后间接由蒋庆国控制，并配备武装税警。凭借复杂的人员背景和强大的缉私队伍，江西省缉私厅成为高于地方行政机构的独立战时管制机构。江西省缉私部门破获多起走私、逃税、囤积居奇案件，有效支援了抗战前线，但两国因监管缺失而频频爆发冲突。它波及到商人、平民，甚至地方政府，加深了基层治理的困境。

上海大学刘峰博士系统论述了安徽抗日根据地的财税事务。在安徽港日本基地建设过程中，基地政府针对财税项目中的诸多不足，采取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安徽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抗战时期中国局部治理的成功范例之一，就财税的逐步完善而言，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它是中国执政能力和执政能力的体现，是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对当前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对积极倡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地质大学副研究员张莉探讨了东北解放区建立税收制度和培训税务人员的题。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一些税务人员思想观念偏差、业务能力不足，影响税收征管。为此，在东北解放区，一方面完善税务制度，保证各项工作纪律，加强税务干部的纪律，另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思想品德训练。得到了加强。通过培训等形式提高税务人员的专业能力。通过外部制度约束和内部培训，税务人员的制度合规性得到很大提高，对税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逐步提高，逐步成为新型税务人员。这是革命性的和专业的。

1947年，华中师范大学何家伟教授视察在山东解放区召开的高层常务会议。1947年，在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华东工委召开了渤海地区各机构、部门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共同面对粮食短缺、财政困难、物价上涨等题。当时提出了三大整合措施“供应标准”和“资产整合”。会议后，落实了压缩财政支出、巩固财力、富足基地经济三大方案。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有效缓解了山东解放区的财政困难，为支援山东解放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财政基础。

2.近代中国的金融和政府债务

北京大学周建波教授论述了银行、银行账户、会计局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出现背景，并考察了其贷款利率和业务特征，指出传统金融机构受到其业务模式的。这可以防止贷款利率下降到无法满足现代工商业资本需求的较低水平。面对当今实体经济中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题，完善现代金融体系的唯一出路是提高国家资本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促进资本市场化。没看到。从金融业创新的角度来看，合理配置可以引领经济全面高质量发展。

1930年，上海外滩。

贵州社科院研究员田牛分析了清末新政时期纸币超发和物价波动的题。随着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外资银行发行的纸币数量逐渐增多，成为物价上涨的推动力之一。权力分散，通货膨胀恶化。晚清新政时期，清政府虽然重视净化财政、加强中央集权，但其指导思想仍局限于“货币政策服从财政需求”的狭隘范畴。可见，币值修正无效，清政府已经无力承担，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央财经大学毕学金博士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云南省成立的富登银行具有官商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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