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对跨境电商的题,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贸易失衡分析

 admin   2024-06-01 12:08   26 人阅读  0 条评论

大家了解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贸易失衡分析和贸易摩擦对跨境电商的题是怎么回事吗?听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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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坤


中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外经济合作部


总工程师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两国贸易额也呈现快速增长,从2010年的2928亿美元翻倍增至5879亿美元。2018年。中国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92%,达到6415亿美元。东盟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持续增长的背后,也存在进出口贸易不平衡、产品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题。尽管这些题目前尚未产生实际影响,但仍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可持续性构成潜在威胁。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些隐藏的风险可能会产生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中国-东盟进出口贸易主要题分析


东盟对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2010年以来,东盟对华贸易一直保持逆差。据东盟统计,2010年东盟对华贸易逆差为1036亿美元,2015年为7291亿美元,2016年为8034亿美元,2017年为6806亿美元,连续三年出现逆差。如果不包括新加坡,赤字预计将进一步扩大。例如,2017年,除新加坡外的东盟国家对华贸易逆差达7675亿美元。


数据还显示,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逆差正在加速扩大。2010年,东盟对华出口占两国贸易总额的478%,但此后逐年下降,2017年反弹至423%,2015年和2016年恢复至不足40%。这表明两国贸易日益密切,但贸易不平衡也在加剧。


从具体国家看,2017年东盟10国中,只有新加坡和老挝对华贸易顺差,其他国家均出现逆差。其中,柬埔寨对华出口仅占双边贸易额的125%。文莱、菲律宾和越南占双边贸易总额的125%,相对较低,分别为26、278和378,而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也低于平均水平423。


中国与东盟贸易产品结构不合理题难以解决。


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来看,理论上,中国与东盟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潜力并未得到实现。近年来,基础设施改善、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启动使许多东盟国家成为跨国制造公司的避风港。这些国家开始具备特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中低成本产业。工业制成品日益成为出口商品,并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根据海关的两字母代码,“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和录音机、电视成像和录音和播放设备及其零件和配件”的出口是马来西亚出口商品的首位。菲律宾和越南中,泰国和老挝排名第二,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三,柬埔寨排名第四。泰国的出口中,“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设备和零部件”排名第一,菲律宾排名第二。成为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排名第三,印度尼西亚排名第六。仅从出口量来看,工业制成品已成为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的主要出口项目。题是这些产品在中国的产能较大,进口需求很少。


中国的主要进口类型两极分化为能源、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和国内产能不足的高精尖技术产品。理论上,东盟国家应该向中国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如印尼的油气、铜、金、镍、锡,缅甸的油气、铅、锌、铬、锡、铜,老挝的油气、铅、锌、铬、锡、铜等。铅、锌、铝土矿、铁、钾、铜等,菲律宾铜、铬、镍、金等。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东盟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力度不够。除老挝外,矿产品尚未成为任何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项目。即使开采强度增加,也并非全部出口到中国,初级产品附加值较低,贸易平衡题难以有效解决。从目前情况看,东盟国家已有更多选择,不会走资源外向型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许多制成品仍需要大量进口。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不会减少。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贸易产品结构不合理的题短期内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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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东盟关系及贸易失衡的合理看法


东盟在中国海外战略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


毫无疑,从政治、外交和安全角度来看,东盟国家对中国都很重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中国南海周边的陆地邻国。马六甲海峡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国家安全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为此,美国绝不会放弃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力和渗透,希望将东盟打造成为牵制中国的边界。“南海题”就证明了这一点。现阶段,美国积极推行“印太战略”,致力于将东盟打造成重要机构。


关系的本质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东盟国家可以两全其美,但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下去,东盟国家可能会陷入两难境地。东盟国家的选择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对美国的影响。中国一贯重视与东盟国家关系,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点地区。但由于东盟国家经济长期脆弱,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格局中的重要性不高,与其战略地位和战略重要性不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在纸面上,它并没有给东盟带来比美国或西方国家更多的好处,甚至现在还继续从东盟国家赚取外汇。


贸易失衡不利于中国—东盟合作稳定发展。


目前,中国对大多数国家都有贸易顺差,而且巨额贸易顺差正在正常化。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众所周知,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一大借口,而这个相对明显的借口一旦处理好,很容易导致美国社会“同仇敌忾”。印度还对中国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2018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为5788亿美元,印度对华出口仅占双边贸易的194%。这种情况给中印双边经贸合作的深入带来了很大障碍。解决对华贸易逆差已成为印度在各种谈判场合的重要“筹码”。同样,东盟国家对中国的长期贸易逆差势必造成心理障碍,使两国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中国也可能被迫在其他方面做出妥协、让步甚至补偿。


东盟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属于世界最贫困国家,经常项目长期赤字,债务负担过重。截至2017年,老挝外债占国民收入的908%,柬埔寨为572%,越南为488%,印度尼西亚为36%。尽管对华贸易逆差绝对规模并不大,但显然会进一步恶化本已疲软的外部平衡,引发中方不满。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东盟在世界贸易中始终保持顺差,对美国始终保持顺差,且顺差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东盟全贸易顺差为7008亿美元,若不包括新加坡则为452亿美元。2017年,东盟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117亿美元,若不包括新加坡,则增至6218亿美元。这与对华贸易形势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被滥用进行炒作,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东盟国家的不满。


必须关注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


如前所述,一些类型的工业制成品,包括“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和放音机、电视图像、录音和复制设备及其零件和配件”已成为东盟国家的主要出口商品。“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设备及其零件”、“光学、照相、胶片、计量、检验、医疗或手术仪器和设备、精密仪器和设备、上述项目的零件和配件”、“车辆和铁路及其零部件,不包括有轨电车”等它实际上是由跨国公司的全战略塑造的。由于中国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东盟国家日益成为许多跨国制造企业的首选,许多跨国公司正在将生产终端从中国迁出。到东盟。这也意味着美国与西方国家、东盟国家之间的实质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些国家可以利用跨国公司作为触角,增加对东道国各方面的渗透和影响力。我们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中国制造”或“东盟制造”之间做出选择,并鼓励东盟国家投资中国或东盟,这是一个引发敌意的建议。



改善中国-东盟贸易失衡措施分析


加强投资有利于改善中国与东盟贸易失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发展,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但投资强度仍需加强。同时,中国在东盟外资来源地中排名不高,对东盟投资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较低。另一方面,中国对东盟投资缺乏国家、行业、企业层面完整统一的投资规划,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此外,大多数东盟投资并未实现国内外产业协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其对两国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有限,难以对东盟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向中国出口,改善两国贸易不平衡。


关系和交换的本质是利润。我们的战略目标不可能通过纯粹的政治互动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关系,使东盟国家与中国结成密不可分的纽带。理解。如果在当前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继续强调扩大贸易往来,题将会更加严重。从加强投资合作的角度来看,基于东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通过内外联动和产业合作,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投资格局,可以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强化双方利益,诱导贸易和促进效应,部分改善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


协调投资支持政策,推动经贸合作深入发展。


除现有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和投资便利化协定外,韩国还根据形势变化出台了各类投资鼓励和支持政策,以促进外商投资。各类投资合作基金、境外经贸合作综合体补贴、产能合作项目初期成本支持等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企业投资动力,扩大海外规模。虽然投入了,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合作基金往往融资门槛较高,往往难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外资的中流砥柱的中小企业或中小投资项目提供有效支持。补贴政策也存在同样的题。对于有能力获得补贴的企业来说,严标准、高标准是锦上添花。然而,真正需要补贴的企业只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很多“补贴”就可能产生。-寻求投资。


为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投资指引和支持政策,建议首先加强对东盟经济产业形势的研究,特别注重东盟与中国产业发展和产能转移对接研究。结合东盟实际情况,提出可行的全行业解决方案。《连锁投资合作计划》为中国企业赴东盟投资提供指导。二是着力降低融资门槛,将泛区域、跨行业合作资金转化为产业基金,在框架内满足投资企业和投资项目的融资需求,特别是产业合作资金的需求。产业合作计划。小型企业或小型企业投资项目。


关于作者


孟群,经济学博士,中国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我是对外经济合作部的高级工程师。主要负责国内外政策研究、政策评估、发展战略规划、项目投资咨询等工作,曾长期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工作。国家合作署。包括发展合作署在内的政府部门、主要金融机构以及中央和地方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服务。主持的项目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产能与投资合作规划研究”、“中国—中亚产能与投资合作研究”、“中国—哥斯达黎加经济特区规划研究”、“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结构动态分析》、《外资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影响分析》、《外资进入中国煤炭行业影响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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