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疫情期间的5大舆情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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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舆情频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肺炎（COVID-19）疫情的持续发展和蔓延，不仅引起了国家的关注，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也全面考验各级政府官员的危机应对能力、日常工作协调能力、舆情风险识别能力、群体性应对能力。媒体。面对如此突然、重大的疫情，一些政府官员的行为暴露出工作能力不足、忽视工作责任、工作作风不稳定、不了解民意等题，受到舆论批评。

例如，1月25日，湖南省阿业阳市南湖新区卫生健康局局长因及时报送信息被停职，1月29日因严重失职、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被停职关于防疫。2月15日，天津市卫生局委二级巡视员王增田因未落实好防控措施，被政府判处留党察看两年并因题严重而被开除职务。工作进度延误，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副县长丁娜近期，多名官员因疫情应对不力而受到严厉处罚。

疫情期间，政府官员的舆论往往更受关注，负面情绪叠加，不仅让本已严峻的防疫工作更加困难，也给各级政府官员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本文分析了近期防疫舆情特点，总结了突发大规模疫情发生时公职人员的五个舆情风险点，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当前舆情形势和舆情情况。风险并改进它。在舆论公开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好的形象。

1、重大活动正式履行引发多重质疑的风险

在韩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已纳入政府战略目标、规划和日常管理，但由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滞后，仍有很大改进空间。

这次疫情的爆发，让很多地方官员放松了警惕，认识不够，工作不够扎实细致，对突发情况缺乏快速反应，势必导致被动应对模式，这将极大影响国家并崩溃。人们的期望很高。我们必须意识到，突如其来的疫情以及各种未知的疫情医学信息，会让人们的社会心理变得尤为脆弱和敏感。政府官员的错误、违规行为或不作为会立即受到批评。

比如，湖北省洪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原疫情防控中心副指挥长、医疗队组长王寨桥，无视疫情严重性，未能认真组织。实施隔离措施，排除了很多密切接触者，及时的集中隔离引发了公众很多负面情绪。

民众渴望看到当地防疫指挥系统有序运转，有效制止持续“压城”的疫情，化解危机，给大家信心。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给民众的心泼了一盆冷水，称“当地的治疗情况我们并不了解”。政府官员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仓促反应、应急行动中的失误和异常而造成的漏报，成为突发事件期间最大的舆论风险。

2.身份标签带来负面刻板印象的风险

由于过去个别干部的腐败和不良工作作风，公众心目中一些官僚和组织与群众脱节的刻板印象愈加强烈，官僚主义在某些环境或事件中愈演愈烈。并成立了协会。有一个身份标签。武汉疫情防控期间，湖北省红十字会因接收和发放捐款能力不足、救灾物资发放效率低下、失误频发等题，迅速登上舆论风口浪尖。尽管湖北省红十字会三位主要领导承担了责任，但媒体仍不断提出质疑。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成为人民群众最大的求助渠道，人民群众期望公职人员做好工作，提振士气。非典事件发生后，北京市统计局对2000名北京市民进行了调查，并公布统计数据显示，约75%的北京市民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表示非常信任或部分信任。我们期待政府的努力。公众期待的是政府变风险为安全，公职人员在突发传染病面前不畏惧风险、不逃避、不逃避，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每次有失职事件被举报，网上都会引发批评。

3、危机媒体反应和舆论反应的风险

新媒体时代带来诸多传播风险、大规模疫情的出现、各种题在短时间内交叉、尖锐的矛盾对抗。正常的管理效率和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密切监控。公开政务、回应公众关切、化解公众疑虑、有效处理舆论危机，是公职人员的职责。管理不善、媒体素养缺乏、媒体反应和舆论引导不力，导致媒体批评、公众对公职人员的评价降低，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月10日，湖北省召开第20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肺炎疫情防控情况。武汉市一位主要领导表示，“武汉的家庭比例已达到986户，武汉居民的比例已达到99人”，并补充说，“目标是在明天之前完成对所有疑似患者的检测。”2月11日。”根据数据和说法，不少网友的反应是“我想你了”1。也有不少基层员工在网上抱怨。很多基层员工也被感染，而且没有足够的团队去调查。报道如何数据与实际数据误差较大，是否有遗漏，是否经得起质疑，是否经过多方验证等，都是需要详细说明的题。

又如，武汉市综合办一名工作人员被指在疫情期间非法领取急需口罩，该部门武汉市综合办回应称，“我们已办理登记手续”。有舆论指出，当时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向人们求助防护口罩“不是紧急情况，而是供应短缺”，但政府工作人员“能够通过过程。”选择“程序”，拿出一个大盒子，回应没有说明口罩的用途，也没有呈现所谓的登记审批程序，没有解开疑虑，对公众心理产生了负面影响质疑声中，湖北省纪委发布公告，对武汉市统计局副局长、市政府副局长等3名非法发放防疫应急物资的责任人进行了通报，引人关注具体责任。

这种操作方式，受舆论影响，在民众心中灌输了对病的恐惧和对公职人员的不满。新媒体环境下，“短、单、快”的事件信息传播无疑是对公职人员执行力和政绩的考验，必须快速、准确地做出反应，实现舆论、政府之间的平衡。还有媒体。媒体素养。

4、传染病谣言引发的“二次舆论”风险

武汉市卫健委主任擅离职守，前往上海陪女儿过年，结果被查出感染新冠病。协和医院一名确诊为武汉肺炎的患者逃跑。谣言总是伴随着人们认为重要或与其密切相关的谣言。

COVID-19大流行正在猛烈逼近。此外，当前医学界对病来源、疫情病因、趋势和治疗方案的了解有限，新媒体传播技术高度发达。谣言，谣言无处不在。谣言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造谣、辟谣，腿都会掉下来”。在全国打响疫情防控“人民战争”的关键时刻，在民众极度焦虑的情况下，谣言会带来大范围的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稳定。

在紧急情况下，社会管理者有责任将谣言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消灭非典的艰难过程证明，公职人员有责任比谣言更快地传播真相，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有效诱导人民群众的情绪，安抚人民群众的不安和焦虑。

5.紧急情况下放大群体共同情绪的风险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疫情，会给很多人带来明显的心理压力和情绪题。一方面，对疫情病的了解不足，让人们非常紧张、恐慌，另一方面，各种信息的狂轰滥炸，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信息真假难辨，让人感到焦虑、焦虑，进一步加剧恐慌。

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重大传染病信息的传播被放大，当与社会情绪重叠时，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对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甚至导致大规模传染病爆发。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心理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至少有一些人存在心理和行为题，比如盲目跟风、听信自己的信念、多疑、生病时过度治疗、拒绝治疗，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拒绝治疗。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异常反应可能发生。针对治疗、法律、隔离或隔离的暴力行为针对治疗或执法的暴力行为。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提出“消除人群心理障碍，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因此，在大规模疫情紧急情况下，能否有效提供心理支持，纠正和抑制网民情绪，对于克服公众恐惧心理、稳定社会情绪、化解舆论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刘星星，人民网新媒体智库高级研究员